通常看到一本書的封面標題，書的內容寫什麼，應該可以猜的八九不離十，在看到「台灣人和日本人(基隆中學F-man事件)」這本書，標題讓我充滿疑惑，同時，也引起了我的好奇。作著想要寫台灣人和日本人，這部分可以理解，1895年之後，台灣和日本有著理也理不清的糾葛，就算1945年，日本人離開，國民政府接收台灣，台日之間也不是真的各走各的路，所以，想要分析、釐清或是還原台日問題的學者、作家所在多有，不足為奇。
但是，什麼是「基隆中學F-man事件呢？」，一個日本人知道發生在台灣基隆中學F-man事件，一個台灣人卻連一點頭序也沒有，在這樣的好奇心趨使下，決定將田村志津枝所著的「台灣人和日本人(基隆中學F-man事件)」帶回家拜讀。
田村女士之所以投入尋找「F-man事件」的真像，有其背景故事，主要起因於土生土長於台灣基隆的日本人重田。在1945年戰敗後，在台日本人陸續被遺返回「陌生」的日本，即將離開台灣的重田特地在碼頭附近四處走走，當時急著離開台灣的日本人，可以帶走的東西有限，不能填飽肚子的書，最先被丟棄，重田在一堆書中，找到有著厚厚封面的「基隆五大事件」這本書；離開基隆，對於重田有著說不出的感傷及不捨，他想帶點屬於基隆的東西，才不至於跟故鄉斷了線，於是，買下這本書。
書中所提到的案件，當屬「基隆中學台灣學生的台灣獨立運動」案件(簡稱「F-man事件」)，使得身為基隆中學學生的重田吃驚的無法言語，書中寥寥幾行字的說明，更在他心中埋下層層不解的疑問。
「1942年初(昭和17年)，在基隆中學的台灣學生所計畫的獨立運動，引發騷動的情況。
台灣學生製作了成員標誌，作為記號，放在簽名簿或皮帶扣上。此事後被發覺，有相當數量的台灣學生遭到憲兵逮捕，並分別拘留在台北、基隆、新竹。拘留時間雖然各不相同，但時間稍長的達一星期以上，他們都受到傳訊，有的人因此不能畢業，而轉學到內地(指日本)的學校，這些都是因為「秘密結社」的關係。」。
對於一個生於台灣，成長於基隆，就讀於基隆中學的重田，他完全無法理解，「生在台灣，長在台灣的人，和內地人(日本人)都一樣，怎麼會想獨立呢？」。
戰後，生活安定下來，重田每每遇到基隆中學的同學，就會問：「你知不知道「F-man事件」？」，從同學疑惑的搖頭及不解的神情，他越發的不解，「F-man件事」好像「沒」發生過，連當時的在校生也不曾聽說。
直到遇到第十一期的畢業生江藤，才從他口中聽到以下大概的內容：「有一天，在教室裡，有一個日本人發現台灣學生的簽名簿上寫著「F」這個字。日本人問這位持有簽名簿的學生，這是什麼字？
幾個台灣學生回答是「Formosa」和「Friendship」......等等。在你問我答的過程中，由於回答各不相同，引起日本人的懷疑，騷動便擴大開來。」。
重田看了田村女士寫的「悲情城市的人們」一書後，將「F-man事件」的大略背景及他個人的疑問告訴田村女士。田村女士從重田那聽聞「F-man事件」相當感興趣，前後耗時將近3年多，往來於日本及台灣各地，訪談當時在校的日本人、台灣人，及事件相關人士，竭盡所能想要還原事情的真像。
3年多的訪談，田村女士接觸不少日治時代的台灣人，和出生、成長台灣的日本人，同個時代，成長於相同的一塊土地上，甚至說著相同的語言，但是，他們對同一事件的描述，或是感受，截然不同，事件對他們日後人生的影響，更是有著天壤之別，田村女士有幸聽到二邊的說法，她的感觸猶深，她忠實記錄下與台日朋友間關於事件回憶的對話，然而，在無意間，她寫下值得深思的問題。
F-man事件，受訪日本人的觀點
對於F-man事件，相當介意的重田，他執意認為：「在台灣，本島人(台灣人)和內地人(日本人)立於「平等」的地位，為什麼本島人想獨立？」。
田村女士經過一連串的訪談及調閱當時的典籍後發現，「本島人」和「內地人」從來沒「平等」過，她從教育、司法、制度及「皇民政策」四方面切入，正足以說明「本島人」所遭受的不公平待遇。
回到當時的狀況，本島人和內地人接受教育的機會是不平等。1942年，畢業的基隆中學第十一期生，有東組和西組兩個班級，總共115人。其中，台灣學生27人，日本學生88人，台灣人和日本人以各自的名額決定錄取人數，日本人的錄取率是20%，台灣人是10%；入學考試的考題，80%取材自小學教科書的內容，能就讀小學只有日本人，一般台灣人到公學校接受基礎教育。
據當時行政機關內部的通知，不難看出台灣人接受中等、高等教育的機會受到嚴格限制。台灣人再怎麼優秀，只能成為醫生，念文科出來的台灣人，很難找到好工作。如果文科畢業，朝著文化、經濟上發展，多數會被認為思想有問題，而遭遇到困難。
在司法上，本島人無法接受公平的審判。描述日本殖民時代，日本憲兵及取締思想問題的特高警察，在進行審訊的情形，台灣人會不約而同的提及「盜井的故事」。當警察問：「你偷了水井吧？」，這時，台灣人會回答：「是的，我偷了。」。固定於土地上的水井怎麼「偷」呢？之所以有如此荒謬的問與答，是有權力的一方，想要展現無人能匹敵的權勢；弱勢的一方，則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嚴刑拷打。
在制度上的歧視，依據「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」一書的記載：「享有公費的日本人學生主張到宜蘭，但必須自己負擔的費用的台灣學生則希望到南部。在人數上，日本學生雖然是少數，但校方卻採納他們的意見，決定到宜蘭旅行。」。
日本在台灣推行「皇民化政策」，台灣人失去信仰自由，神像、寺廟被拆毀，強制以參拜神社代替；禁止使用母語，民間文藝活動困難。
在台灣生活的日本學生當時年紀尚輕，無法全盤得知社會上不公平的制度，但是，在重田告訴田村女士：「江藤是柔道的高手，放學後，將東組和西組兩邊的台灣人留下來制裁!!」，中學生在學期間，日本學生可以在校園隨意「制裁」(毆打)台灣學生，單從這點就可以斷定，「本島人」和「內地人」從來就沒有「平等」過，只是日本學生用什麼扭曲的藉口，合理化自己偏差的行徑，說服自己社會是「平等」罷了。
當年的班長木內說：「F-man事件不過是小小的事件，原來還有這麼一回事，大家笑笑就過去了。」。
日本學生在發現簽著「F-man萬歲」的簽名簿後，柔道社的「戰士」七、八個人，接二連三地把台灣人拉了出來，約五個台灣人站在講台排成一排，日本人拿出隨身攜帶的竹刀，痛毆台灣學生，教室陷入失序的狀態之中，日本學生出手凶狠，台灣學生慘遭痛打一個小時，沒有任何人出面制止。之後，與簽名簿相關的學生，在放學的路上，遭到數次日本學生的痛打。
特高警察到台灣學生家搜查，台灣同學和他們的家人充滿不安與驚悚的恐懼，許多台灣同學被憲兵隊帶走，在警察局，憲兵威脅將他們永遠拘禁在牢房，並接受日以繼夜、不眠不休的反覆審問，同學體力不堪負荷，昏厥不醒，憲兵會下命灌水，他們受到非人的對待，他們的家人籠罩在天人永別的陰影下。不僅如此，這群學生一直被特高糾纏，在申請學校的內部審查資料上，寫下不利的記錄，不能隨心所欲的升學，人生像是強震過後的道路，段了七八截就算了，有許多的坑坑疤疤，怎麼補也補不平。
這件小小的事件，台灣學生恐怕連笑都笑不出來吧!!他們在17、19歲的年紀，遭到同學無情的痛打，平常教他們做人處事的老師，任由他們被欺負，冷眼旁觀不願伸出援手，最後，甚至將他們丟入國家機器，在面對國家強大力量，冷酷無情的威脅時，是孤立無援，獨自忍受啃噬內心的恐懼，請告訴這群小孩，應該怎麼笑呢？
F-man事件，受訪台灣人的觀點
對這群年齡17、19歲的中學生來說，中學畢業，他們就要和命中注定似的不公平待遇告別，他們單純的以為，離開那間中學，憑著自己的實力，要達成夢想和日本人一較高下，絕對沒有問題，他們舉行「餞別會」，告別過去，迎向未來，在席間，他們口中充滿苦澀的啤酒香，聞著他們熟悉的台菜味，耳朶聽到久違的二胡聲，他們聊著前途，談著未來，有些話無法直挺挺的說出來，但是「餞別會」，提高他們的士氣，心情也高昂了起來。
F-man代表什麼意義呢？為什麼在簽名簿寫下「F-man萬歲」？在當時，日本人嚴格不允許台灣人有自我主張，台灣人將心情寄託在葡萄牙語對台灣的稱呼「Formosa」，代表「美麗之島」，並非日本同學所臆測的「fight」、「freemason」、「freedom」或是「friendship」。
當時寫下「F-man萬歲」的鐘文讚，以為「F-man」是英文的台灣人，所以「F-man萬歲」就是「台灣人萬歲」，在中學時，他不知F-man的全文怎麼拼，直到美國媳婦告訴他：「Formosa man就是台灣人。」；他在中學時之所以寫下「F-man萬歲」只是表達順利畢業高興喜悅，歡樂的呼喊萬歲而已，因為父母非常辛苦把他送進中學，但台灣人却常被不成理由的原因勒令退學，如今，他順利離開校門，心裡多少鬆了一口氣。
這些台灣同學的「餞別會」並不是密祕結社，也無任何反動的行為，「F-man萬歲」只是表達順利畢業的喜悅。「餞別會」及「F-man萬歲」對台灣同學的意義，誠如洪世雄在簽名簿所寫下的「We must have breathing space.」；台灣人隨時會因不明就理的原因遭日本人毆打，功課怎麼好也贏不過日本人，每天面對老師不公平的對待；無法說母語，無法穿父執輩原有的服飾，連傳統的歌仔戲及布袋戲日異減少，屬於台灣的一切正在消失中，台灣人面對未來是茫然，有種不知所措的感覺，「餞別會」或是「F-man萬歲」只不過是他們在強大壓力下，喘口氣的空間。
手握國家機器的日本人
在日本統治台灣時期，日本人握控國家機器，定義什麼是國民基本權利，日本人可以決定如何立法、如何執行法律、可以透過特高及憲兵，隨時監控台灣人的一舉一動，如同書中洪堯煇父親所說：「只要刑事一句話，很容易就可以把全體人員關進拘留所喔。」，可見當時的台灣是「警察國家」。
日本人利用手上握有的權力，拼命想把台灣人改造成日本人。從生活習慣到宗教信仰都力圖日本化，台灣人在公共場合不允許說母語，不擁有言論、新聞、密祕結社的自由，在層層嚴格的拘束下，幾個台灣中學生的小小事件，又為何讓日本學生、老師到憲兵跳腳，驚動的人又如此的眾多呢？
或許，就如被抓的學生洪曉春所不解的說：「做法太殘酷!一個單純的簽名簿，卻要強調台灣人集合在一起做了這件事。餞別會和皮帶扣的事也是，只要台灣人聚在一起，反抗日本的這種印象就變得很強烈。其實是自己教了五年的學生，卻把他們當成反日團體對待，老師看我們的眼光完全變成了看待罪人的眼光。」。
不是以德服人的政治體統治，利用階級造成矛盾的差別待遇，統治者的心態是不安的，他們總是活在被反撲的恐懼中，當被統治者稍有風吹草動，只會讓他們更惶恐，手段也就更為殘暴。
手無寸鐵的台灣人
台灣被迫屈服在日本的統治之下，一旦受到權力的壓迫，表面上恐怕也只能順從，他們對「皇民政策」採取妥協的姿態，但在台灣人的心中，他們永遠是「台灣人」。
面對高壓統治的日本人，有些台灣人盡其所能的討好，書中被逮補的呂燕卿是基隆首富的兒子，平常，呂家對有藤井老師求必應，藤井老師在呂家高額的捐助之下，建立好幾項功績，一旦，呂家小孩威脅日本人統治的核心價值，過往的捐助又算什麼呢？藤井老師一樣不會保護呂燕卿，呂燕卿有所感的說：「這就是殖民地。」。
有些台灣人甘心被日本人利用，以求能夠茍活下來。當事人之一的朱彩陽，為了保護自己及家人，不被特高盯上，成為特高的狗腿，為日本人從事特務的工作。
台灣人說著一口流利的日語，喜歡吃壽司，接受日本教育，但是，如同洪嘉英(當事人之一)自己說的：「日本和中華民國，都不是我所認為的自己國家，只希望自己是可以被人允許對自己出生、成長的土地懷抱摯愛的一代。死的時候，想身為一個台灣人死去，而不是中華民國國民。」。
日本人和台灣人的不一樣
儘管在學校同桌學習，台灣人和日本人的文化背景是如此的不同。
日本政府一方面著手培育那些只要聽到「為了國家」，這句話就心醉的少年們，另一方面，趁著他們一無所知時，一步一步地推展開戰的準備工作。所以，在台的日本人，會因為「為了國家」這句話，心中就湧起熱烈的情感，他們可以興奮大談太平洋戰爭，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，可以排著隊去港口碼頭，歡送載有應徵兵員的船，船若還不出發，他們就唱著軍歌站立好幾個小時。而使他們忘記這種辛苦的，就是「為了國家」這句話。
同樣的台灣學生，無論如何被教育成為日本人，恐怕還是無法對「為了國家」這四個字產生共鳴。
日本戰敗後
在台灣，日本人的反應
1945年8月15日，戰敗的消息一傳來，特高警察立即集中起來，馬上開始毀燒文件，焚燒爐在16日及17日連續燒了二天，接著，18日，二十五個特高警察全部從基隆消失。
這些往昔高高在上的日本人，擔心台灣人看到所蒐集的文件，發現被非人道對待的真像，所以只能焚毀證據，快速離開，避免遭到以牙還牙的報復。
在台灣，台灣人的反應
戰爭結束時，洪母擔心平正雄(基隆警察署的日本警員)生活有什麼困難，帶著米到基隆警察署。
台灣人一路走過許多的苦難，他們比誰都了解「能夠活下來不容易」，自己吃過的苦也就算了，不希望任何人跟著苦，只要自己能活下來，希望別人也能活下來。
F-man事件經過五十年，受訪日本人的心情
田村女士在訪談日本人的過程中，羞愧的發現，這些日本人完全沒有悔意，對於當年的行為有著相當完美的藉口，甚至包括藤井老師，居然大言不慚，回憶自己如何為毆打台灣學生的日本人開罪；從這些人的舉止行徑，田村女士發現他們極力在享受自己殖民時代的優越，即使那個時代已經過去，他們仍緊捉在回憶不放，因為，權力的魔力讓他們不想清醒。
池澤說：「會產生反感並非不可以理解。日本人和台灣人之間就是有差別，因為當時的社會就是這樣。」。
田村女士曾問鴨川：「怎麼知道有祕密結社」，鴨川回答：「沒有的話，不可能出現那樣的簽名簿，我們不是為了私利私欲才打人，是為了國家，打他們一點也不覺得內疚。」。
這些日本人完全沒有懊悔與苦惱，因為即使現在他們開同學會，仍會稱呼台灣人「里亞」(歧視台灣人的言語)，一面喚回遙遠的過去，毫無道理的優越感，一面興致勃勃的說笑。他們從小生長於台灣，從沒注意到本島人與內地人間的不平等，「里亞、里亞」這種歧視台灣人的字眼，習以為常的掛在嘴邊。
在事件經過四十年後，藤井老師在基隆中學的紀念雜誌「長風萬理」，發表「因為現在，所以寫」的一篇回顧文章，文章其中一段，描述他遇到毆打台灣學生的日本學生，他寫著：「他的臉色不好。」，在稍晚，班長到宿舍找他，與他商量：「本島人在簽名簿寫F-man，恐有密祕結社之嫌，於是有人毆打了教室裡的五個人，決定明天再打剩下來的本島人。」。
他對班長的話所下的指示為：「於是，我說：「好，明天別打了。去學級主任那裡聽候指示」，班長問：「那打人的內地學生的處罰怎麼辦？」，我當時就說：「決不會讓你們受到處罰，別擔心。」。」
從同學到老師，對於當年的事件及他們對台灣人的歧視無一反省，他們將問題全推給別人，推給時代，但是，他們忘了回顧，當時自己的所做所為是否符合一個身為「人」的標準。
F-man事件經過五十年，受訪台灣人的心情
當年被無情對待的慘綠少年，在五十年過後，早就垂垂老已，17、19歲被同學無情毆打、被國家追殺時孤立無援的恐慌，這樣經歷所造成的傷痕，恐怕到死也無法抺去。
洪曉春說：「中學時代的這個事件，每當稍稍想起，心頭就像黑雲壓境般地不愉快，因此，他努力把這些銷在記憶的深處，不去回想。」。他當時感受到的恐怖，都是親身經歷。
在簽名簿被發現後，慘遭毆打的台灣學生呂燕卿曾跟田村女士說：「我不想見妳。中學時代發生的事情，讓我喪盡自尊，我到現在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但創傷依然存在。」。
當事人之一的廖明德說：「我已經決定將那個事件結束了。所有的事情都弄不清楚，每次想起來都不開心，因此，我告訴自己是運氣不好，後來就無所謂了。」。
這群台灣人因為小小的事件，人生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扭轉，他們必須告訴自己：「要學會遺忘，才能活下來。」，對於自己所遭受的不公平對待，如果不學會沉默與安靜，可能會遭到更恐怖的報復。
在不平等、觀念差異之下，台灣人和日本人的情誼
在日治的台灣社會，日本人和台灣人間存在著不平等，觀念、處事也存有差異，但是，台灣人和日本人相處的每一天，並不是只有對立與仇視，他們之間也有跨越不平等，走出歧見的情誼，甚至包括日本警員和台灣被害人的家屬。
菊池台灣出生的日本人，從小就和台灣小孩廖明德是好朋友，他們玩在一起，常玩到天黑，二人一起進入基隆中學，二人分別就讀不同班級，廖明德被學校處罰在家自省時，菊池每天為他送筆記。
廖明德和菊池來往維持了一輩子。菊池亡故時，廖明德還安慰情緒低落的菊池太太，按照故人的遺願，把一部分骨灰撒在菊池出生的故鄉基隆海裡。
篠原每天在台北車站和洪曉春見面，一起搭火車上學。洪在出事後，曾找篠原商量，篠原完全不知道洪在教室被打的事，他安慰說：「你什麼壞事也沒做，別擔心。」。
釋放後，洪世雄去了日本，但平正雄頻頻到洪家，常盯著洪的父母，問他們兒子的行踪，做什麼？有時又炫耀似地拿著洪世雄給父親的信出現。當然，信已開封過。洪世雄搬家，平正雄也比他家裡的人先知道，雖然是這種關係，但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，洪母與平正雄開始說些家常話，戰局吃緊、物資缺乏時，平正雄還會送些肥皂什麼的過來。
有時人與人之對的對立、隔閡，是統治者利用制度所刻意製造出來，為什麼統治者要製造如此的對立呢？答案很簡單，方便統治；但是，不對呀!!在統治者的教育體系中，又教導學生要「愛護和平，不可以製造紛爭。」，沒錯，高調人人會談，但不見得做的到，問問那些醉心於高壓的統治者，「和平」的定義是什麼呢？是不是被統治者要先學會「承服」，才能談所謂的和平呢？
重回台灣
1945年後，土生土長於台灣的日本人被遺返回對他們有點陌生，又有點遙遠的國度「日本」，雖然他們對日本有著熟悉感，但他們還有一個故鄉在台灣。
鴨川在離開台灣30年後，很想念度過少年時代的台灣，他想回去台灣看看，但又猶豫的回想：「我是打人的人，會被人家報復。」，終於去了台灣，卻沒有聯絡台灣的同學，深怕被人家知道他在台灣之行。
1966年，藤井老師去台灣時，若沒有事前的安排，就不敢去。池澤告訴田村女士：「藤井老師要去台灣，不知會發生什麼事，大家都這麼想，但台灣人再三考慮之後，最後準備了盛大的歡迎，迎接「藤井老師」的到來，藤井感動的嚎啕大哭。」。
對台灣人來說，事情已經過了，環境也變遷了，客主也異了位，如今這塊地的主人不再是日本人，對於成為客人從遠方而來的日本老師，應該要追打嗎？還是不放過的責罵呢？主人應該怎麼款待客人？客人應該用什麼樣的心情去面對主人呢？很難理出個必然的定律，主人只能以「老師」的身份去看待客人藤井，一個曾經傳道、授業、解惑的老師，至於老師當年嚴重「歧視台灣人」，只能留給老師自己反省，在夜深人靜時，老師要如何看待自己曾經的無情，及現在學生所展現的熱情，恐怕這種心情會跟著他一起走入棺材，沉睡泥土裡。
被國家戲弄的人生
洪嘉英以日本人的身份接受教育，又以中華民國國民的身份在社會上工作。在經歷戰前日本殖民地統治，及戰後來自中國的國民黨政府統治後，他認為「國家」、「民族」這些話都是不需要，這些東西對統治者來說，雖然像嗎啡般上癮，捨不得放手，但普通百姓卻會被這些東西，弄得身心不自由。
平正雄，過去作為一個依附在日本權力的特高刑事，他手裡甚至握有台灣人的生殺大權。回到故鄉沖繩，經歷美國統治和日本統治之後，現在卻懷念美國的統治時代。這讓人覺得有些悲哀，在被國家戲弄的人生，在這層意義上，也許平正雄也是一樣的。
國家是人的集合，在民主自由時代，決定國家意志雖是所有人民，往往是握有實權是政治人物，一般老百姓有時還不得不「遵守」國家的「政策」，若國家政策違反人的普世價值(universal value)，一個心智成熟，思考慎密的成年人，不應淪為統治者的「工具」，替國家執行如此的政策。
什麼是身為人應遵守的「普世價值」？所謂普世價值，就是全人類所認同價值或理念。例如，不管有什麼原因和理由，殺人和打人都是不被容許，即使是「為了國家」；誰也不能輕取別人的生命，或傷害任何人的身體，因為，人是先於國家存在而存在，人的生命價值，遠超越任何國家。
人生而自由、平等，不因種族、膚色、宗教而應該被歧視。若是故意製造社會的不平等，形成優越的統治階級，是不能被容許，也不被原諒，人民應該唾棄這樣的政府，不應為個人的任何私利，袒護這樣的政權存在。
每個人都擁有祕密結社及祕密通訊的自由。祕密結社不代表與政府為敵，也不必然是有政治上的目的，任何政權都不能干涉人民祕密結社的自由，若有政府限制人民結社的自由，便是違反人的「普世價值」，不但沒有存在的必要，主政者恐因此必須負起刑責。人民可以與其他國民或外國國民通訊，對於通訊的內容，國家無介入或干涉的權力，若國家介入或是干涉就是犯罪，任何人犯罪都沒有放緃的可能，必須依法嚴懲。
人類可以有各種不同的思想，與主政者想法相反者，不構成犯罪。人可以自由的擁有各種思考模式，也可以自由闡述各種理念或學說，不可因為人民的思考方向或是理想見解與主政者相反，就可以以思想犯羅織罪名。
能夠認同人的「普世價值」，才不會輕易成為被統治者的工具，讓有私心的政治人物以「國家」為藉口，以達成私人操控的目的，台日間因F-man事件所造成的悲劇，就不會再發生。
結論
田村女士原懷抱著熱忱，想將基隆中學所發生的事件，透過口述歷史加以還原，在無意間，拼湊出台灣人不為人知的心靈圖像，她看見台灣人近代百年來的生存哲學，在後記中，她以感觸很深的口吻說：「看到台灣人咀嚼著自己內心痛苦的感情，逐漸把它變成一種美好的味道，並當作自己生存下去的源泉。」。
百年來，台灣人走過時代的悲劇，在台的統治者，習慣以屠殺、高壓及限制自由的方式，壓制在這塊土地上的人民，回顧這段1942年發生於基隆中學的F-man事件，無論是統治階級，或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應該醒來，想一想什麼是台灣人追求的「核心價值」？什麼是身為人所應追求的普世價值？
若是台灣人仍無法釐清什麼是「普世價值」，恐怕就無法擺脫「政治工具」的運命，想要展翅起舞，永遠也找不到翅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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